南瞻：
“作为客人，不要砸了东道主的饭碗”
如果只说一句：合作共赢是永远挑不出毛病的。
近两年来，非洲不少国家开始收紧外国人在街边、集市从事小微零售的经营空间。部分国家相关法律早已落地，只是在最近几年才真正落地执法；还有一些国家是今年才出台新规。此前《南非排外兴起，南非的民众到底在反对什么？|长颈鹿笔记》一文，已经触及这一议题。而肯尼亚总统威廉·鲁托9月2日发布指令，要求内罗毕及全国自9月7日起，强制关停外籍人士经营的小型零售店与街头摊贩生意。这股保护本土中小微经营者的政策风向，从南非一路蔓延至东非。
本文将探讨两个核心问题：
为什么相关政策会在近三年集中爆发？
埃塞俄比亚，走出了一条不一样的路。
01 为什么最近3年集中爆发？
这类政策新闻近年频繁出现，但“集中爆发在近三年”并非主观判断。梳理非洲数十国的政策变化可以看到：中非、南非地区类似管控措施多年前就已出现；而新增收紧政策集中出现在西非与东非，不少国家也在近期进一步加码监管。
坦桑尼亚今年7月出台禁令、加纳更新Act 1117法案、刚果（金）今年4月生效新法令、津巴布韦去年收紧股权变更要求，叠加肯尼亚鲁托总统最新指令，一股限制外籍街边零售的浪潮正在席卷非洲多国。
南非的案例极具代表性。2024年9月至11月，索韦托纳莱迪地区接连发生儿童食物中毒致死事件，污染源为小卖部食品被农药特布福司污染，事故共造成23人死亡，遇难者大多是孩童。同年11月中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下达指令，要求所有小卖部在21天内完成登记，未完成登记的门店直接关停。
这套政策的巧妙之处，在于文本没有直接写明排斥外国人，而是借食品安全登记这一中性监管理由，筛选、清退大量证件不全的外籍经营者。豪登省最终收到七千余份外籍经营者申请，最终仅获批一百多家。这套依靠行政审批实现管控的思路，后来被多国借鉴，只是没有国家公开承认效仿南非模式。
南非并非这股政策浪潮的源头，背后是多国共同承压的经济现实。加纳塞地、赞比亚克瓦查近年汇率大幅波动，通胀持续传导至普通家庭，街边小微生意的生存问题，迅速成为敏感的政治议题。
非洲青年人口持续快速增长，但正规就业岗位增速长期跟不上人口增速。这一矛盾一直存在，只是在经济下行周期，更容易被各国政府转化为政策抓手。
选举周期，是另一不可忽视的变量。坦桑尼亚2024年7月推出同类政策，当年10月举行大选；肯尼亚大选定于2027年，大选前一年，鲁托推出这项零售管控指令。
将矛头对准外国小商贩，是成本极低、见效很快的政治操作：无需财政投入，不会触动大型外资企业，却能快速收获本土商贩与青年选民的支持，在经济承压阶段吸引力极强。
近三年政策扎堆，还有跨国政策互相模仿的因素。肯尼亚贸易部长去年底还公开批评坦桑尼亚禁令违背东非共同体人员自由流动原则，今年肯尼亚却出台性质相近的指令。鲁托讲话中提到的摆摊、小店等表述，和坦桑尼亚官员描述卡里亚库市场时的措辞高度相似。社交媒体加速政策案例传播，邻国商贩协会会快速引用他国案例，游说本国政府跟进。
目前尚无法判断这类政策是否会继续扩散。但对外来经营者而言，尽量不去触碰本土小微商贩的核心利益，是基本原则。砸人饭碗，无论在哪个地区都会引发强烈抵触。
02 埃塞俄比亚不走寻常路
在东非，埃塞俄比亚成为逆流而行的特例。其他国家大多是近两三年才收紧外籍零售，而埃塞俄比亚对外资零售的限制起源更早，可以追溯到1974年推翻海尔·塞拉西皇帝的革命。军政府德尔格上台后，1975年将银行、保险等大宗商业全面国有化，私营与外资大规模商业空间被大幅压缩，这一状态断断续续持续近五十年。1991年德尔格政权倒台，新政府推进市场化改革，但零售、批发、进出口领域长期未向外资真正放开，直至2020年投资公告，依旧写明这类行业保留给本国投资者。
转折点出现在2024年7月29日。埃塞俄比亚央行宣布放开比尔汇率管制，终结持续近五十年的官方固定汇率。当日比尔兑美元一次性贬值近三成；到2025年4月，累计贬值幅度超100%；2026年初，汇率进一步跌破1美元兑换150比尔。
紧随其后，2025年银行业法案允许外资持有单家银行最高40%股份；同年1082号指令，放宽长期将批发、零售、进口与部分出口业务限定本土投资者的旧规，但设置约250万美元最低实缴资本门槛。
前面提到，多国收紧政策的动因之一，是保护本土青年就业。那埃塞俄比亚反向开放，难道是青年就业形势向好？答案恰恰相反。埃塞俄比亚人口基数庞大，叠加提格雷冲突遗留的经济创伤，就业压力只增不减。相比就业难题，埃塞俄比亚面临更紧迫的危机：外汇长期短缺。进口设备、药品都需要外汇，单纯保护本土小商贩无法解决外汇枯竭问题，引入外部资本是不得不迈出的一步。
我们可以去理解政策出台背后的逻辑，依据各国政府当下最核心的矛盾，预判这类禁令会不会落地、何时落地、力度强弱。但比起耗费精力预判政策，更宏观的思路是：让自身生意和本地小商贩形成共赢，经营才会更加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