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红书搜索“ADHD”，你会看到这样的热门帖子：“ADHD患者刷微博比抖音更专注”“穿高领毛衣会扎得脖子发痒”“拖延不是懒，是大脑的错”……这些带着“确诊感”的分享，正让ADHD（注意缺陷与多动障碍）从一种神经发育障碍，变成年轻人争相认领的“时尚单品”。  

当“我是不是ADHD”的讨论席卷社交平台，我们或许该追问：这场“赛博自诊”的背后，藏着怎样的社会情绪？又折射出怎样的认知困境？  

一、“被看见”的渴望：从“矫情”到“确诊”的情绪出口

当代年轻人对ADHD的“认领”，本质上是一场迟到的“情绪正名”。  

童年时，那些说不出口的“不舒服”总被轻易否定：上课走神被骂“不专心”，情绪低落被说“矫情”，甚至因“太敏感”被贴上“难伺候”的标签。这些未被命名的痛苦，最终被内化为“我不行”的自我攻击。  

直到某天，他们在社交媒体刷到“ADHD的10个表现”，突然发现：“原来忘带钥匙、坐不住、总刷短视频停不下来，不是我的错，是大脑在‘生病’。”这种“被看见”的释然，让确诊变成了一种“解脱”——不是我不够好，而是我有“特殊的大脑”。  

心理学中的“自我差异理论”解释了这种转变：当“现实自我”（总走神的我）与“应该自我”（必须专注的我）差距过大时，人会陷入持续焦虑。而“ADHD”的标签，悄悄修正了“应该自我”的标准——“我不是做不到，只是需要不同的方式”。这种认知调整，让许多人从自我攻击中抽离，甚至重新规划人生（比如放弃“必须坐班”的工作，选择自由职业）。  

二、标签化狂欢：从“科普”到“娱乐”的认知变形

ADHD的“流行”，离不开互联网的传播逻辑。  

短视频平台上，“第一视角看ADHD”的内容最受欢迎：镜头模拟“患者”的视角——踢路上的空瓶子、按圆珠笔按钮、忘记带钥匙……这些强戏剧化的场景，让观众在15秒内完成“对号入座”。评论区整齐划一的“原来我有病”，暴露了一个残酷的真相：复杂的医学概念，正在被简化为“标签游戏”。  

传播学家李普曼提出的“刻板印象”在此生效：人们依赖简单、固定的标签快速认知事物，节省精力。当“ADHD”被简化为“爱走神”“拖延”“坐不住”，它的医学本质（如神经递质异常、执行功能障碍）被彻底忽略。更危险的是，这种标签化正在“通货膨胀”——“控制不住刷手机”是ADHD，“情绪起伏大”是双相，“回避社交”是回避型人格……所有负面情绪都被塞进疾病的筐里。  

于是，疾病不再是“异常状态”，而成为“正常”的标尺。当“永远积极”“绝对专注”被奉为完美，那些真实的痛苦、困惑、脆弱，反而成了需要“治疗”的缺陷。  

三、标签的异化：从“理解工具”到“免责声明”

当疾病标签被滥用，它逐渐从“自我理解的钥匙”异化为“逃避责任的盾牌”。  

在社交平台上，“NPD（自恋型人格障碍）”“BPD（边缘型人格障碍）”等术语被用来攻击他人：“TA不回消息，肯定是回避型”“TA爱表现，绝对是NPD”。人际关系中的具体问题（如沟通不畅、性格不合），被粗暴地塞进疾病框架，用三个字母掩盖复杂的个体差异。  

更讽刺的是，许多人用“确诊”为自己的困境开脱：“我拖延是因为ADHD”“我社恐是因为焦虑症”。这种“我无法改变”的预设，看似是自我探索的起点，实则是思考的终点——它用疾病为所有问题提供“免责声明”，让人失去改变的动力。  

四、我们需要的不是“鉴定”，而是“尊重”

围绕ADHD的争议，本质是“真假患者”的鉴定之战。但真正的答案，或许不在“是否符合医学标准”，而在“是否学会尊重”。  

• 尊重疾病：真正的ADHD患者需要的是理解与支持，而非娱乐化解读。当“ADHD”被玩梗为“天才病”，当抑郁症被调侃为“玉玉症”，病痛的严肃性被消解，患者的痛苦被忽视。  

• 尊重自我：疾病标签应是“理解工具”，而非“身份枷锁”。确诊的意义，是找到更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而非用“病人”身份自我设限。  

• 尊重痛苦：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允许人有脆弱的权利。那些未被命名的焦虑、懒惰、悲伤，本就是人性的一部分。真正的“正常”，不是消除所有负面状态，而是包容并穿越它们的能力。  

结语：当“生病”成为唯一的“赦免权”

年轻人争相认领ADHD，本质上是对“被看见”的渴望。当“生病”成了被社会、被自己“赦免”的唯一理由，这何尝不是一种悲哀？  

或许，我们需要的不是更严格的“诊断标准”，而是一个更包容的社会——允许有人走神，允许有人拖延，允许有人在不完美的状态里慢慢成长。当“正常”的定义不再严苛，当痛苦不再需要“合法性”，那些被过度征用的疾病标签，才会真正回归医学的本质：它们是理解生命的钥匙，而非逃避生活的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