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大城市落户最终也要放开。”这一判断背后，是对我国城镇化发展失衡的深刻洞察——人为设定人口上限导致超大城市要素集聚不足，中小城市却因吸引力有限陷入“空心化”，这种双向失衡才是城乡融合发展的核心梗阻。随着城镇化进入下半场，叠加经济增长方式向科创与消费驱动转型的关键节点，户籍制度改革的深浅，最终将由超大城市的选择来定义。

日前国务院提交的报告，勾勒出城乡融合发展的阶段性成果：2019年至2024年，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62.7％提升至67％，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从2.64缩小至2.34。落户限制分级放宽成效显著，300万以下城区常住人口城市基本取消落户限制，300万至500万I型大城市大幅放宽条件，超大特大城市持续优化积分落户政策，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公办学校就读及政府购买民办学位比例已达97％，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稳步提升。但公办学位、公租房资源紧张，农村闲置资产盘活不畅等问题，仍揭示着改革的深层壁垒。

一、放开落户：经济转型与消费拉动的必答题

城镇化的房地产拉动阶段已基本落幕，消费潜力释放成为城镇化的核心动力，而放开落户正是激活这一潜力的前提。长期以来，我国经济依赖投资与出口拉动，消费的基础性作用未能充分发挥，城乡二元结构下，农业转移人口的消费潜力被严重抑制，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长期保持在农村居民的两倍以上。

当前我国约有2.8亿农业转移人口常住城市却未落户，这一群体的消费增量空间不容小觑。落户城市后，其住房、教育、医疗、文旅等消费需求将全面升级，更重要的是，纳入城镇公共服务体系能缓解社保、教育等后顾之忧，推动消费从食品、衣物等基本品类，向汽车、养老、教育等中高端服务转型。从宏观层面看，这不仅能扩容消费市场，更能构建“大城市引领、中小城市支撑、县域补充”的良性消费格局，为经济转型提供坚实支撑。

回顾户籍制度改革历程，从禁止流动到允许流动，从条件落户到推动融入，每一步都与经济发展需求同频。如今，消费驱动已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放开落户不再是简单的制度调整，更成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核心制度保障，而这一转型的临界点，正取决于超大城市的改革力度。

二、落户观望：农民的顾虑与制度破局

令人困惑的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并未如预期般迅猛。一方面，超大城市仍存落户限制；另一方面，中小城市“零门槛”落户却响应者寥寥，部分农民对进城落户持观望态度。这种观望并非源于农村土地的“社会保障”价值——仅靠土地收入难以支撑养老，城市更充足的就业机会本应是吸引力，核心症结在于农村财产权益的变现难题。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三大权益，虽随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而价值提升，但缺乏顺畅的变现渠道，无法直接进入城市市场交易，导致农民财产性收入受限，难以积累进城落户的资本。加之改革初期部分地区曾出现“落户必退地”的不合理做法，即便政策已明确“依法维护进城落户农民三大权益”，信任重建仍需时日。同时，农业转移人口集中的劳动密集型行业，普遍存在就业不稳定、劳动保障不足等问题，进一步加剧了落户顾虑。

政策层面已开始针对性破局：明确禁止以退出土地权益为落户前提，探索自愿有偿退出机制，深化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农民可通过入股、分红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宅基地也可通过出租、入股盘活。江西等省份试点“落户城市不影响集体经济分红”，叠加“人地钱”挂钩机制——用地指标、公共服务、新增投资随人口市民化同步转移，既打消农民顾虑，又为地方政府提供激励，构建起双向驱动的改革生态。

三、超大城市放开落户：失衡破解与必然选择

我国城镇体系的核心失衡，并非超大城市过于庞大，而是人为限制导致的要素集聚不足与中小城市空心化并存。超大城市作为高端人才、高端产业的集聚地，其辐射带动能力是优化资源配置、推动区域协同发展的关键。国际经验早已印证，纽约都市圈集聚美国10％以上人口和15％以上GDP，东京都市圈集聚日本30％以上人口和40％以上GDP，超大城市的规模效应与创新效应，是区域经济的核心引擎。

关于放开落户的两大担忧均站不住脚。其一，“贫民窟”风险无需多虑——我国超大城市的城乡接合部，历来是创新创业的热土，深圳华强北、北京中关村、上海张江高科均源于此，低成本、高流动性的环境能孕育独特创新生态。其二，“低端服务业过剩”的顾虑偏离本质，环卫工人、快递员等从业者是城市基本功能的支撑，其劳动能降低高端产业运营成本，且人群多样性本身就是创新的重要土壤，不少从业者积累经验后可实现自主创业。

人为限制人口流入，只会导致大量人口“隐性城镇化”，既抬高流动人口生存成本，又增加城市管理难度，还会抑制消费活力。2025年11月数据显示，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3％，而北京同比下降3.1％，超大城市消费疲弱的现象，从侧面印证了限制落户的弊端。尽管这一趋势可能与房价波动相关，但核心仍在于户籍壁垒抑制了消费潜力释放。

四、结语：以超大城市改革撬动全局突破

户籍制度改革已进入深水区，300万以下城市“零门槛”落户、I型大城市大幅放宽的改革红利已逐步释放，剩余的核心攻坚点，正是超大城市。当前超大城市的积分落户政策虽在优化，提高社保、居住年限权重，取消年度名额限制，但距离真正的“放开”仍有差距。

超大城市放开落户，不是放任人口无序涌入，而是顺应市场配置资源的客观规律，通过精细化管理实现人口与城市发展的动态平衡。这既是破解城镇体系失衡、激活消费市场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关键一步。户籍制度改革的终局，终将在超大城市的改革突破中，迎来真正的城乡融合与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