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婷的故事，始于“别人家的孩子”的光环，终于“卡住”的现实。她是硕士室友，来自北方县城，学生时代顺风顺水：成绩名列前茅，保研至顶尖高校A+学科，师从资深教授，是全家乃至邻居眼中的“榜样”。但命运的齿轮在硕士阶段骤然偏移——疫情冲击家庭、科研资源匮乏、导师“放养”、论文卡壳、就业寒冬……当“别人都在继续”时，她被困在“卡住”的泥沼里，成了“被绩优主义抛弃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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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环下的伏笔：从“顺利”到“卡住”的转折

安婷的“顺利”曾是她的铠甲：本科靠奖学金覆盖开支，保研时父亲一句“你想读就继续”让她哭着递交资料；硕士入学时，她和室友一样怀揣科研梦想，以为“读研不过是学业历程的重复”。但现实的褶皱从研一开始显现：

• 科研“伪繁荣”：课题组以横向项目为主（企业出资，权重低于纵向项目），研究生更像“企业打工人”，写PPT、开会、做杂活占满时间，真正做实验的机会寥寥。导师“放养”，同门吐槽“论文过审难、求职不顺”，但安婷和室友仍沉浸在“不被管”的庆幸里。
• 家庭的重负：疫情击垮父亲的外贸公司，弟弟妹妹上学需她接济。她偷偷实习，凌晨回实验室赶进度，脸色变差、频繁发烧，却只说“小弟的生活费还没给”。当室友问“如果没有弟弟妹妹会不会更轻松”，她愣住——生活的艰辛从未让她抱怨，却悄悄压弯了她的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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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住的论文：资源、导师与“学生思维”的困局

2021年暑假，就业寒冬与论文审核收紧的双重压力下，安婷的困境彻底暴露：

• 设备困局：她的论文方向极新，需15万+的专业设备，但“大老板”（研究所所长）因退休临近，不愿为单个学生投入，“拖”字诀耗尽她的耐心。换方向意味着前功尽弃，她陷入“做不出实验—写不出论文”的死循环。
• 导师“不作为”：中期答辩上，“大老板”当众质疑她“研究问题不明确”“尽搞些别的”，却避谈设备短缺的核心矛盾。安婷的求助换回“打太极”式的官话，她逐渐意识到：“老板根本不在乎你是否毕业。”
• “学二代”的对照：小瞳师姐（大老板女儿）作为交换生空降课题组，无学术积累却靠“申请名额”成为博士；而安婷这样的“小镇做题家”，连设备都要靠自己贴钱（室友自费2万搭实验平台）。师生间的“温水”终成“煮青蛙”的陷阱——她们曾以为“老板”神圣，却忘了“自救”才是唯一的船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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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住”的连锁反应：从论文到自我的崩塌

安婷的“卡住”像多米诺骨牌，推倒了她对“努力=成功”的信仰：

• 就业与论文的双重挤压：央企offer因论文延期面临作废，重新投简历时发现“学历门槛飙升”（本科同学大厂晋升，同岗位变招硕士）；论文因换题沦为“老旧理论堆叠”，校内审屡次不通过，她陷入“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习得性无助。
• 身体的抗议：遗传性慢性病因长期压力发作，高烧、失眠、精神衰弱，她却不敢告诉家人——“说了也没用，徒增伤心”。
• 家庭的“不理解”：母亲用“高中式催促”喊她起床写论文，父亲从“我姑娘错不了”到“不行退学”，亲戚的“塌房”议论让她闭门不出。她痛苦：“光环没了，我就不是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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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无可逃”的结局：当努力撞上结构性困境

2023年，安婷的“卡住”仍未解：论文送审被拒，奶茶店打工掩饰窘迫，最终因压力过大躺平。她的故事里，没有“不够努力”的标签，只有结构性困境的真实重量——

• 科研评价的扭曲：横向项目主导的课题组，重“企业服务”轻“学术积累”，学生论文沦为“项目附庸”；导师权力不受约束（如小瞳师姐的“名额操作”），普通学生难获公平资源。
• “绩优主义”的陷阱：安婷的“顺利”曾是“做题家”的胜利，但硕士阶段的“卡住”暴露了这套逻辑的脆弱——当“努力”无法对抗资源不均、导师不作为、系统性风险（疫情、就业寒冬），“绩优”反而成了压垮人的枷锁。
• 个体的挣扎与孤独：她像“沙滩上的搁浅鱼”，指望“老板”救援却终被现实扇醒；想“自救”却因无人指导、设备匮乏、身体崩溃，陷入“想动却动不了”的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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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婷的故事，不是“失败者的自白”，而是无数“小镇做题家”在精英体系中的真实困境切片。当“别人都在继续”时，她的“卡住”撕开了光环下的裂痕：我们曾以为“努力就能成功”，却忘了有些“卡住”，是资源、制度与时代的合谋。而她的挣扎，恰恰证明了“人”的韧性——即便被卡住，她仍在打工、写论文、对抗病痛，从未彻底放弃。

或许，真正的“毕业”从不是拿到证书，而是在“卡住”中看清生活的真相，依然选择“向前一步”。安婷的故事未完，但她的“卡住”，已是对“绩优主义”最有力的叩问。